苏轼书法学谁？
苏轼一生在书学上，先后师法了众多名家，并且各有得失取舍。 他的正楷多从颜字出，如《表忠观碑》、《黄州寒食诗帖》等；行书《赤壁赋》是“二王”一路，结体方正，用笔俊迈；《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致季常二书》则出入于李邕和颜真卿之间；草书有《蜀素帖》、《前赤壁赋》、《潇湘竹石图诗》等，都取法于孙过庭的《书谱》和怀素的狂草，但笔意更纵放飘逸。其晚年行楷书学李北海而略加变化，如《祭黄几道文》一类的作品，结字紧凑，笔势劲健，风韵遒逸。 从苏书各体的来源来看，他主要是从颜真卿、柳公权入门，然后转向《兰亭序》的。这一点从他早年学习的《道监书》（今佚）来推测可知——这应该是颜真卿的风格。 而从他的行书《表忠观碑》来看，又受李邕影响甚深。因此可以说，他的初学就是从颜、柳和李三家来的。 但是到了中年以后，他从自己的实际经历出发，对各家进行了甄别、选择，于是逐渐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面貌。这个时期，是他学习孙过庭和王羲之的时期。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宋人的一些论述中找到一些线索。 首先，宋人认为苏轼最得王羲之的神髓。 黄伯思说： 东坡尝评晋魏以来高格书，以为钟繇《宣示表》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荐季直表》如龙虎之跃，鸾凤飞舞；《乐毅论》、《黄庭经》则为玉堂金马。王右军《兰亭》等为池鱼游潭；《乐毅论》、《得示》为孤鸿飞落平沙。此语盖精微矣！然则坡书似杨雄、严君平，殆可谓近之乎？（《东观余谈》） 杨雄即西汉著名辞赋家扬雄，其人博学善言，以著《太玄》与《法言》著称于世。据史载，他与司马相如齐名。但是他的文章却显得古朴无华，不事雕饰，因此后世的人赞其文章有“玄胜”之美，故被尊为“雄辨”的代表人物之一。 “扬雄之词，如幽室里观沧海日，松窗下看洞庭月。”这是欧阳修对他的评价[1]。 在宋代的书法评论中，经常把杨雄拿来作为“古质”的代名词。所以苏黄这里的比较并非空穴来风。 再说到严君平，乃是西汉中期的著名隐士。据说他曾担任县令，后因不满当时朝政，弃官归隐。他好易经老庄之学，曾作《道德指归》三十七篇，后又作《指归》十篇，以此闻名于世。此外他还善于卜筮，著有《周易算诀》传世。 由于严先生为人清高，不与俗流共事，因此在当时的文人当中很有威望。而且他也擅长书写，曾经得到东汉大儒马融的指导。 所以后人多以严子平比王羲之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及他所创作的《兰亭集序》。 不过这种比拟似乎不太妥当。因为严先生的书法，历来都被视为草书入门的必由之路。也就是说，严先生的作品是以法度森严见长的。这与苏轼的随性不羁的风格相差颇远。
其次，苏轼也受到过褚遂良的影响。 因为北宋的文人，大多都对褚遂良推崇备至。 米芾就曾经说过，唐人写字，只有虞世南得笔法，褚遂良得其左右臂。 虽然这种说法带有个人色彩在里面，但是也说明了一个事实——无论是从笔法还是风格上来看，褚书都是能够入唐宋八家的眼眼的。 那么既然如此，我们是不是可以断定，苏轼也受到了这方面的浸染呢？ 这个结论也许是不难确定的。毕竟，苏轼本人对于唐代书法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他说： 唐初藏真（即褚遂良）独步一时，国朝赵模、怀仁皆后来辈，惟尚法而不失其本。自张旭、祝希哲以下，以至永禅师，虽不可复得，然时时有逸气，然不能尽善者，以其学《道藏》草书，故失之简易。（《宝晋斋法书贴》十四卷引） 这几句话，说明了两个基本观点：其一，他认为唐代的书家，除了颜真卿以外，其余的都是唐太宗的侍臣，所以他们能够遵循着传统的方法去练习书法；其二，他认为唐朝的书法家们，虽然在风格上有别于魏晋时期的大家，但是却仍然不失古法，只是在个别的地方有些欠缺而已。
在苏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颜、柳、李、王、褚等人的痕迹。但是他最终并没有停留在这些书家所创造的“法度”里面，而是通过实践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丰富的审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