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老书法是谁？
谢邀。这个曹就是曹操的曹公，即曹植。 曹公本人是书法家，《魏书》说他“工文章”，其父曹操也擅长书法，《历代名画记·论书》载顾恺之说：“曹氏虽善书画，然未有法书，至文帝世，有钟繇者，乃妙识用笔之势，天下号称草圣。”可见当时曹家对书法的重视。
作为当时的名门望族又兼文学世家，曹家自然也有自己的书法传承，曹丕、曹植、曹睿等人都写过不少书法作品传世，他们也都以文学知名于世，但后世提到书法大家时很少会提及他们的名字，这倒不是因为他们的作品没有流传下来——曹丕的《又与吴质书》、曹植的《上责躬应诏诗表》二首（或作三首）等都是著名的文学作品，此外曹丕的《典论》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是因为这些人虽然以文学成就闻名于世，但在书法方面却没有形成足以代表自身特色的影响广泛的书风。换句话说，这些人在创作的时候并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艺术追求，而是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当时的审美取向自由地发挥——这和王羲之等人在创造个人风格时的做法是大同小异的。 所以要评价曹植的书法风格只能从其为数不多的作品来观察分析。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所能见到的曹植作品中比较可靠的只有两封书信和一个墓志铭：一是《上责躬应诏诗表》和另一封信札，现存于《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中引《魏略》所记载的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后者多了一句“臣窃自惜，年过三十而无立”而已；二是王愔《文字志》中所载《黄门侍郎令狐忠碑》，此三则材料如下： 上责躬应诏诗：
昔皇甫晋才秀出群，而称“我实命难”；孔璋精意古调，而叹“时乎不我与”。盖伤其志，所以献情也。谨遣书奉问，伏惟保绥。 与吴质书：
吾昔读书，得并驰於朱丹柏路，今不见此两人，而仆之程骑，日致远矣！何思何疑，当决断之。 臣窃自惜年过三十而无立，常恐陨越。
至于墓志铭，从内容上来看应该是写给一个叫“张白”的人看的，因为其中提到了此人曾任南阳太守一事，而这恰恰是曹植任东阿王时所任官职所在地区的事，也就是说这篇作品是曹植在任东阿王时在给张白的信中写下的。 这两篇信札和一篇墓志铭都没有留下题跋，无法知道它们分别书写于什么年代，但从内容上看应该都是曹植早期的作品，原因有两点：第一，就艺术水准而言，这两封信札和那个墓志铭都明显不及同时代的许多著名作品的水平，这一点单从它们的字体选择上就能看出来，毕竟在那个时代人们写字一般都用正体而不是草书，否则的话就不会出现“伯”被写成“赤”“马”这种问题了(当然，这不能完全怪曹植，因为东汉末年文字改革还没有进行到草书阶段)；第二，从行文风格上来说，这两个信札的风格也很相近，而那个墓志铭更像是曹植后来所作，因此这两组作品的时代应该接近。
如果上面的推论正确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曹植的作品分为两个时期来看待：早期以那两封信札为代表，晚期以那个墓志铭为代表。由于曹植一生都生活在曹操在世期间，而且也没有离开过河南一带（除了两次出任东阿王），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他在创作这两封信札时的具体地点就在开封或者许昌附近——前者是因为曹丕当时正好就在洛阳；后者是因为曹植曾经多次去许昌见父亲。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就很容易看出他在这两封信札中的艺术表达意图了——与其说这是写给朋友的信札，倒不如说是写在纸上的赋体抒情散文……好吧，我承认这句话有点夸张……但可以确定的是曹植在写这些字的时候确实是以赋体的方式来构思的。 而那个墓志铭就不一样了，它基本上可以视为标准的六朝墓志铭，从格式、用韵乃至正文都符合这一时期的审美情趣，甚至可以看出南齐梁代文人墓志的影子。所以说该篇作品应该是曹植晚年时出于某种特定目的而专门创作的。
最后说一下我对曹植本人的书法风格的认识吧。曹植的书法可能跟他的诗歌一样，具有鲜明的个人特点：那就是他的笔迹比较潦草。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他的书法作品不多。不过这也正是他能取得如此高文学成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从来都不遵循前人走过的那些条条框框。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艺术高峰，并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