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绍基书法研究会？
何绍基与康有为都是晚清的著名书家，又都出身于湖南，所以后人常将他们与清代中期以来活跃在湖湘地区的邓石如、吴大澂并列在一起，称之为“潇湘三杰”（《清稗类钞》） 近代学者丁佛言认为：“晚清书学之盛，实自南岳开其先路……有湘则有人，有人则有书矣；有书斯有法矣，有法而得于自然者乃佳耳。”（丁佛言著：《中国书法史论》)将“三杰”看作是晚清地域书风形成的代表书家当不为过。那么，他们各自的书风面貌到底如何呢？
一、从邓石如到吴大澂：碑版篆隶化的趋势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本汉篇》中就指出：“秦汉碑刻，体皆纵逸;分赵(孟頫)、欧(阳询)以来，为纵书之祖.”“六朝碑版，其字皆纵，无横画也！”他认为隶书和楷书由横画变为纵势的书写方式是从汉代分曹出派的篆隶演化而来的。这个观点与近代书法家沈曾植所强调的汉魏以来以篆书体势来书写楷书、行草书，使楷书“平正中有纵横之势”的看法是一致的。
邓石如在创作中正是把篆籀笔法运用到小篆和隶书之中去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小篆多取钟鼎文字作基础加以变化，字形宽绰、点画方劲。隶书以汉碑为宗，但又不拘泥于汉隶的形质，笔道横展，字形稍长且较疏朗。吴大澂继承了邓石如、翁同龢等人的书风，用笔以篆籀之意入隶楷，结体多取扁势，章法上常将字间留出空隙，形成字距大于行距的格局，具有浓厚的写意性。他在《语石》中说：“金石之字，有古篆、八分、隶书三种，三者虽变，其意多近隶书。”又说：“篆书之变，始于秦诏版，至汉《石门颂》、《礼器碑》最为近古。”他还说：“凡作隶，必知篆籀，篆不工，隶不足以奇。”因此他的隶书用笔多以篆籀笔意为之，笔画凝重、粗细相间而又遒健有力，结体欹侧而又多变，显得大气磅礴。这些特征都体现出他对篆隶用笔的娴熟掌控及其审美追求。
二、何绍基的碑版篆隶化
曾国藩对何绍基十分赏识，称他为“天下才”。他曾对刘蓉说：“吾辈若有好文字，望寄绍基看，其于诸公（按：指胡林翼等人）亦然。此人竟短于名矣。”可见他是很希望自己的门生们与何绍基互相研讨切磋文墨的。在曾国藩的培养下，二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据记载：“曾公最善许筠仙侍郎，而许与何公尤莫逆交。”（王闿运：《湘绮楼文集》卷四十三）同时代的其他人也称赞他们的交往甚密，关系笃厚。
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二十一日，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提到“国藩于初七日抵宁，接奉廷寄，即驰赴皖抚一席……”。这封信就是著名的《致九弟季弟》。信中曾国藩提出：“此间近状如常。余身体平安，惟右目微觉昏眩，或不久即复如左目之明。”信中还告诉两兄弟，因路途遥远，自己不便亲往宁国府（今安徽宁国市），决定派亲信张芾去探望，同时叮嘱张芾顺道将一些文章送给“少荃中丞阅看”并问有何意见。
曾国藩的亲信幕僚张芾当时正在安庆府，他接到命令后随即转赴宁国拜访了何绍基，并将他写的《说字》一书送给了左宗棠及李鸿章等。这件事对于何绍基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因为在这之前，他与张芾素昧平生，也无交情可言。而且张芾是曾国藩的亲信，能收到这位朝廷重臣的密信也是不容易的事。可以想象，当他得知张芾奉命携带自己的文章辗转数千里之后，内心的激动之情不言而喻吧。这种被他人看重的感觉也会极大地激励他的创作热情。
于是，他一方面继续临帖习字，另一方面也开始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以邓石如、吴大澂为代表的碑版篆隶书风的研习之上来了——尽管他自己并没有明确地表达这一转变的想法。但是客观地说，他的创作最终确实朝着以碑版篆隶书风为主的方向发展过来了。
三、从“碑版篆隶化”走向创新
由于受到以吴大澂为代表的新浙派的影响，加之他又长期生活在岭南一带，所以何绍基逐渐形成了既有北碑之风又能兼顾南贴之韵的艺术风格。其中最能体现他“南北合一”的艺术风格的要数他所创制的“何体”字了。所谓“何体”其实就是一种集汉碑、魏碑与颜书于一体的书体样式。
虽然“何体”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但是它作为“新浙派”的产物却足以反映出何绍基的时代特点和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所处的历史境遇的影响。因此，“何体”的出现有其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