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会什么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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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大在行书上的造诣最高、最得时人推崇的当数《闲居论画》,此帖与《书艺妙尽在转折笔》和《书法十言》同出于张绍贤所编《书林藻鉴》,从文意看应属董氏自撰之书论; 2,还有一幅行书中堂,题为“云林画竹歌”,题款为:“崇祯戊辰仲冬孟秋复奉恩命再典艺坛日与吴中诸公论文于集贤仙馆因忆元人云林歌有‘雪霁山明松色苍’句,余于北苑、巨然、子敬、右军外颇好云林墨戏风致特为赋此聊志所好云尔。臣董其昌。”此作流传较广,但有人考证认为非董氏真迹;

3,行书尺牍如《临兰亭七纸并跋卷》(上海博物馆藏),《临右军十七帖卷》(故宫博物院藏),以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馆藏的《临右军十七帖册》等等;

4,楷书作品见于上海图书馆藏董氏楷书《千字文册》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楷书千字文》; 5,草书作品传世较少,仅见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草书诗卷》一卷,此书写于万历四十年丙午(1616年)十二月,董氏时年六十四岁。 这幅草书《千字文》是董其昌晚年的代表作之一,结体欹侧而中正,线条疏朗而厚重,虽无狂草的流走之势,却有章草的沉实之意。全篇一气呵成,自然流畅,充分流露出董氏在行草书上的深厚功力和驾驭文字的纯熟本领;

6,董书的刻本很多,其中以米芾、黄庭坚、赵佶三人的法帖刻本最多影响最大,这与他本人酷爱米、黄二家有关——这些刻本对董氏个人风格的形成都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关于董其昌的书法风格问题历来争议颇多,有人认为他是“集古大成者”,也有人认为他“矫揉造作”“一味模仿前人”而少有自己独特的风貌……我个人的看法是,作为一位生活在明朝末期的文人兼收藏家,董氏的书法当然受到当时流行书风的很大影响,比如他对宋代米芾、黄庭坚二家的热爱就明显带有时代烙印,加之董氏又有意无意地模仿晋唐名家的小楷和行草书,使得他的书风既显得“成熟老练”又略显“习气”,这是时代使然也是董氏本人的选择。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注意到一个客观事实,即董氏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而非纯粹的书法家或书法家,他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留下了为数可观的古文、史论、诗词杂著等著作——因此不能片面地认为董氏只是书法上的大家或是仅仅继承了“晋唐古法”;

7,我个人以为董氏晚年书法已臻化境,特别是那种精微之中透出浑穆之气的特点已经在他的小楷和大草作品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另外说一句,我认为董氏的书风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他的早年便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点可以从他早期的书法作品中去探究——董氏早年在官场并不得意,后几经周折才得到朝中重臣的赏识,因而他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是在江南等地度过的。据史料记载董氏在任南元副都御史期间曾主考过浙江、江西等地的乡试,在此期间他与当地的一些名士交往密切,尤其是受到了当时名噪一时的“浙派”领袖黄公望、王蒙等人的影响——由此来看董氏早年受浙派影响较大也是不足为奇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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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主说“字如其人,他的字很秀气”我表示同意;但是说他写得很好就有点不敢苟同了。 他的行书、草书比不了二王、怀素、张旭,比不了苏东坡、黄庭坚等大家;楷书比不了欧阳询、颜真卿等;碑帖比不过汉隶(《乙瑛》《礼器》)、魏碑(《张猛龙》《张黑女》《李璧之墓志》等等). 但是他是个承上启下的一个巨匠; 他把明初的赵氏书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让明朝的绘画和书法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为清朝书画的崛起铺垫了基础! 有这样一个人已经足够了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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