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是粮食本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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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引一句《管子》中的话作为本文的题记: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这句话的意思很好理解,当老百姓吃饱了饭,穿暖了衣,自然懂得礼仪和荣辱,反过来,如果没有吃饱饭,穿着也很简陋,那这个人的礼仪和荣辱也是空的。这里将“食”与“衣”比作两驾马车,载着一个人前行,缺一不可——这与西方近代以来的意识形态完全相反。在西方(尤其是美国),人们推崇的是另一个版本的“仓廪实而知礼仪”,即“先有自由再谈平等,没有自由就没有平等”——当然这里的自由其实是资产阶级自由。所以你看他们的口号总是“我们要自由!”“我们不要极权!” 所以问题就变成,中国古人到底是“先有礼义而后吃饭”,还是“先有饭吃然后讲礼义”呢?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前者,即先有礼义而后吃饭。原因如下: 第一,中国古代的“礼义”并不只是礼仪和道德,而是指整个儒家思想,这一点与西方的“自由”概念相当。第二,中国古代的读书人并不是像西方的中产阶级一样,通过读书来获得经济上的自由。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指的是知识能够带来社会地位的提升,而不是像西方那样,看书能看出来一个金矿。第三,中国古代的“吃饭”也并不等同于现代的“吃饭”,它指的是封建王朝提供的基本生活福利,相当于西方中世纪贵族享有的特权,这些福利通常以田亩或徭役的形式体现出来。这种福利是普天之下皆兄弟的,每个成年男性都有一份,因此也可以说“有饭同吃”。但这些东西远远算不上富裕,更谈不上奢侈。

因此我认为,古人在先王贤德的时代,确实是“礼义兴而饮食盛”,到乱世的时候则是“上下交征利而食财匮”,但这绝不意味着古代的“礼义”是为着“吃饭”服务的。 如果要证明我的观点,只需要提出以下两个论断即可:第一,上古之世,人们“有饭同吃”的社会福利很高,但贫富差距很小;第二,汉唐之际,中国的赋税制度由定额税制转变为“租庸调制”,这说明政府不但不依赖“吃饭”征税,反而鼓励农民多耕地、广播种,力求做到“粮满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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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国的农业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又因为在整个农业中粮食生产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所以人们往往认为中国是“粮食本位”的国家。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也不能不说中国是“多业并举”的社会。

从世界农业发展史来看,古代西方是畜牧本位的,古代东方则是多业并举的。所谓“东方农业”即多业并举的类型,除了“以谷为本”之外.还必须“以桑为农”。所以,在“东方农业”中,纺织工业和种植粮食的农业生产并驾齐驱,相辅相成地作为东方农业的两大支柱在发展,从原始农业时代开始,纺织业就没有摆脱过农业生产,总是和农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西方的草原牧区或大麦种植区以及热带多雨区,均无棉花生产,也就不可能有棉纺织。只有在亚、非、美大陆所形成的棉花区域内,才有棉纺织手工业。中国虽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并在农业中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丝绸生产和棉纺织并不因此而被排斥。棉纺织甚至在明清以后已和粮食生产一样普遍和重要。

“以桑为农”之“桑,麻”、“棉”与“以谷为本”之“禾、菽”是构成东方农业的“两翼”,在农业中和粮食生产同样重要,从古及今没有产生过分裂和脱节,“手”和“脑”,“工”和“农”,在东方的多业并举的农业中始终保持紧密的融合,并没有西方劳动分工中所表现出来的分裂形势。

西方是先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牧业,随后又分离出种植业,而在亚非大陆东部则出现另一种形势,即“以谷为本”的农业和“以桑为农”的农业始终保持在农业之中,甚至“以桑为农”比牧业更有力量。“以桑为农”和“以谷为本”这两翼,形成东方农业的独特结构和生产组织特点,也使手工业中“棉纺织”和“粮食加工”等农村手工业在东方农业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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