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民国己巳哪一年？
1939年，农历己巳年。
1．“……在台大历史系做了一个学期客座教授……” 台湾大学建校于1928年，当时没有设置史学系（台湾大学先有文哲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后设法学院与社会科学院），因此不可能在1939年去做客座教授；而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后改为台湾师范大学，即现在的台湾师范大学）创办于1945年，1967年迁至新校址，才由当时的校长傅斯年主持兴建新校区，所以也不可能在1939年到任。 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做了一学期兼课讲师。但是，据知，抗战军兴，国府移驻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也随之迁徙，以原校址为空军军官学校，仅留个别系留在南京上课。而国民政府设立的各大学，除了国立北京大学和国立清华大学等少数高校保留部分教职人员留京外，大部分学校包括国立厦门大学在内都是全部搬迁到内地，也就是说，在1939年这个时间点，大部分大学都迁离了中国大陆，只有极少数的院校留在抗战前设立的学校旧址所在地继续办学。
据查，当时留在南京城内继续办校的仅有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而在城外的中央大学所属的各院系则全迁往成都，组建成了新的国立四川大学。如果蔡先生是在1939年做了一学期兼课讲师，那么他应该是在成都的中央大学（此间中央大学恢复招收女生）任教，而不是在南京的金陵大学或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两所学校的校园距离较远且风格不同，容易区分）。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蔡先生的著述中多次提及他于1940年至1942年间担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历认证委员会主席一职，而据知，抗日战争期间，教育部曾先后设立了三个联勤机构，负责办理各地流亡学校的学历公证事宜，分别称为“甲联勤”、“乙联勤”和“丙联勤”。其中，乙联勤设在重庆，负责办理西南地区及陕甘宁边区各校的学历公证；丙联勤设在昆明，负责办理云贵川黔四省的学历公证。
据查，抗战胜利后，丙联勤撤消，其业务并入乙联勤。据此推断，蔡先生应当是在1942年到1944年间在昆明的丙联勤做过任职，而非在成都的乙联勤或者仍在南京的甲联勤。 再结合蔡先生的职业履历来看，他在1940年代中期之前一直是从事职业教师的工作，期间曾在多校担任教职，如中央大学、浙江大学、金陵大学等，而他的学生时代也是在中央大学度过的，因此他非常可能是在抗战最艰苦的1939年到1941年间在武汉大学的文史领域做兼职教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