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进士官员书法有价值吗？
自宋代赵佶“殿试天下”以来，科举成为文人入仕的唯一途径。科举制度也因为“学而优则仕”的文化渊源，而一直被儒士称为“圣人之教”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科举制度是一种选拔人才的机制，它在选拔文人入仕的同时，把入仕的目的转化为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所以，这种机制所选择的人才，不是为了文化本身服务，而仅仅是为社会的政治秩序和伦理人格服务。
从这个意义上讲，科举制度培养的文人，即使步入仕途，也没有摆脱依附于王权的地位，是被统治者的文化奴隶。科举制度在明清时期走向极端，其结果一方面是钳制了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知识分子丧失了独立性。这种情形反映到书法艺术上，则形成了清代书法的庸俗风气。清代书法的审美情趣，几乎变成了平庸和丑怪。其主要原因是清代的统治者为了禁锢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所以把科举考试的命题，限制在四书五经之内；而且在八股取士的科考程序中，要求八股文“起讲、中间、后起、大收须分四股”，其文字必须“讲、股、讲、股对待成文”，其形式必须“一破、二破、大破。”由于科举制的推行，参加八股文学习的人，占书生人数的绝对多数，学习八股成了知识分子人生的唯一路径。人们把主要时间花费到八股文的学习上，对八股文要求字顺，通顺，没有毛病，只要能中进士，当了官，书法差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清代书法出现的庸俗化和丑怪化的审美取向，正是这种社会风气的产物。
康乾时期，统治者为了在文化上镇抚人心，在书法上尊崇董其昌的审美观念，造成清代书坛的主流书法是馆阁“乌、方、光”的媚气和赵孟烦、董其昌的“秀气兼颜骨”的庸俗气息。这是清代官僚文化书法艺术风格形成的重要因素。我们对清代科举之士的书法评价不高，最根本的理由是他们书法的艺术性与文化性价值不突出。清代康乾时期的文士，他们有很高的人文素养和文化积淀，他们与帝王是思想上的依附关系。比如翁方纲、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等。他们没有汉唐文人流淌于血液之中的建功立业的传统和道德、文化人格精神，更缺乏汉唐文人的独立意识。以王文治为例，他是“风流才子”，是“乾隆十六年进士”，是“翰林院庶吉士”。乾隆四十四年，王文治已52岁，仍充三等侍卫，驻守盛京(今沈阳)。
当时清王朝政治生活已开始走向衰朽，官场丑恶横行，王文治的仕途是沉寂冷落的。他虽才华横溢，却不善于迎合权贵，因此他的一生，没有显赫而高远的前程。王文治在艺术上“有盛名于时”，是“乾、嘉时代极有名气的书家”。他的书法直追“二王”，又取法董香光。王文治的书法在康熙晚期已经出现，并在乾隆时期兴盛起来，成为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一支官僚文化书法。王文治的书法是一种具有书卷气和高雅气息的审美取向，它不同于董其昌、刘墉，梁同书的“乌、方、光”的丑怪书风。王氏书法以行书见长，代表作有《自题扇面》(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行书轴》(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收藏)等，他的用笔和结字皆“秀逸韵和，如新雨初霁，花迎晓日，玉笋临风”(汪仲光论王文治)。王文治书法艺术的形成与他“好论诗”，“诗笔轻秀，有唐人风”。有关联。王文治的书法，具有文士书家的风韵和魅力，在清代中期“赵董妍靡颓软的书法风习极为普遍”的情况下，王文治的书风确实引人注目，他被称为清代中期书家的代表，这与王文治自身的特点和当时的社会需求有关。从今天的角度来看，王文治的书法有他的可取之处，也有其不足。王文治的书法虽具有书卷气，但缺乏金石味，缺少汉唐文人的阳刚之气。所以，清代以后的书家，对此颇有见解，例如梁启超在《碑帖鉴别》中就说“王文治得董香光形似十之九，精神全失……清初著名诸家多出于晚明波澜，王文治尤为董香光嫡派。”(《丛谈选刊书法部分》第220页)清代康乾时期的书法家，“赵董妍靡颓软的书法风习极为普遍”。翁方纲的书法是董赵、颜鲁公、李北海的融合。他的小字法颜真卿，楷书从颜真卿《郭家庙碑》化出。翁方纲是清代具有代表性的“由帖入碑”的书家，由于他是学者之书，有较深厚的文化底蕴，所以笔性淳厚朴实。
翁方纲的书法虽然“以碑入帖”，但“帖学”气息还是占主导地位，所以他的篆隶书法成就不高。梁同书的书法从董赵开始入帖。他的书法早年姿媚，中年圆浑，晚年苍劲，作品结字疏朗，笔力舒展，晚年尤重结构，字距宽绰，笔力浑厚。梁同书的书法，虽有颜的质，董赵的柔媚，但仍摆脱不了馆阁体的习气，书法显得呆板。刘墉的书法具有承赵董书风的典型性。他的作品用笔以秃笔圆转，多藏锋为特点，结构沉静，体方笔圆，丰润敦厚，柔中带刚。刘墉的《楷书轴》(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用笔取董赵之法，具有“墨沈如漆，其韵奇，其味厚”的风格。从以上王文治、翁方纲、梁同书、刘墉4位清初官员的书法以及“赵董妍靡颓软的书法风习极为普遍”的现象可以看出，清代官僚文士的书法大都以“帖学”为主，他们的共同点是缺乏古拙和雄强，缺乏汉唐文士的阳刚健旺之气。清代道光、咸丰后，金石学和碑派书法大兴，书坛风气逐渐转盛，官僚文士的风貌也为之改观。例如包世臣、何绍基、吴熙载、杨沂孙、张裕钊、赵之谦等，他们都是清代中期以后的官僚文士书家，他们既有学养，又不为馆阁陋习所累，有融汇碑帖的艺术胆量和实力，成为中晚清有影响的书家(张裕钊是晚清最后一位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