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个大字是多少？
民国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何炳棣曾在《明清史论丛》一书中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据我们目之所及，从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之年号）到1912年（中华民国元年），在235年里凡100个文豪——不论他们是哪一朝代、何种身份、有何等成就——所留下的墨宝，几乎没有一篇不是“大”字开头的。他如此这般引述了从元朝到民国的“百家诗”。何氏认为，这种现象绝非偶然，它“不仅说明中国文人对于大普遍存在一种执着的情感，而且也可以看作是几千年来汉族在中国大陆上长期生活在贫弱与战乱之中的一种心理反映”。
其实，这种极端的例子还不仅仅是“100个文豪”。我们只要把清末民初著名的学者和诗人排出来，用“百度”搜一下，就会惊讶地发现，他们中间很多人都喜欢以“大”字开头的诗句作为自己文章或书稿的“序”或“跋”。例如，“近代诗翁”陈三立的诗集《散原精舍诗》，就有“巨氏海还文亦敏，大年春到笔花开”、“大年春早群公喜，上国春来鹊已声”、“海日楼高壮心目，大年春早快谈诗”等诗句。
“大”字和其他一些单字的作者，也有类似的情况。“百度”里一搜，从郭沫若到赵朴初，从沈雁冰到老舍、陈毅、郭沫若、孙犁等人，他们留下了许多以“大”和“千”开头的格言和诗句。例如：“千万年春光无数，一百载天地悠悠。”（陈毅），“大海苍茫千里阔，长城雄伟万里长。”（郭沫若），“大千世界谁主宰？吾以我笔作衡器。”（田汉），“大千世界人人有个性，百岁光阴事事需尽心。”（沈雁冰），“大千世界人无数，哪个是真吴敬梓？”（董必武），等等。
这种情况也并非绝无仅有。近代书画家于右任写有一副著名楹联：“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许多年来，它被不少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当作题词或横匾刻挂起来。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副对联实际上是一句诗——他的《五十》诗中的第一句。于右任写过大量以“大”开头的诗句，这副楹联，出自他的一首五言律诗。
其实，何炳棣所举的明代大诗人高启的《塞上》：“大漠尽无际，山崩春雨来。天从西北疾，地起东北摧。绝塞关津引，通河道路开。宁知圣天子，忧念在藩垂。”及清代诗人王士禛的《春日郊行》：“东君不我顾，日出尚萧条。绿野风来细，遥乡雁欲回。寒花将落蕊，幽竹亦残枝。此兴难禁摄，徘徊向绿苔。”同样也不是它们的题目。
这些例子足以说明“大”字和其他一些单字在清代和近代以来的作者中间所引起的“偏爱”，也足以表明，这些文字恰好揭示了中国文人——或者说中国人——长期怀有逃避政治的热情和追求和谐宁静的生活理想这一心理状态。